《晶片戰爭》讀書筆記：當技術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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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——要——去——賺——大——錢。」

故事從 1950 年代的加州開始。八個年輕科學家受不了老闆蕭克利的獨裁管理，集體離職創立快捷半導體，後來被稱為「八叛逆」。矽谷的創業文化從這裡長出來。

一個快捷的工程師離職時，在問卷上寫了這句話——「我——要——去——賺——大——錢。」

沒有現成的路，唯一的指南針就是「做出更好的東西，然後發大財」。這種賭徒性格一路傳承。黃仁勳在 GPU 還只是打遊戲用的年代，就開發出 CUDA 平台。當時沒人預見 AI 會爆發，但他賭了，結果 CUDA 成為 AI 開發者的標準工具。同樣的 DNA 傳到 OpenAI，傳到每一個宣稱要打造「世界模型」的團隊。矽谷的故事是英雄敘事，每一次突破都連著一個名字、一個瘋狂的賭注。

但光有設計的天才還不夠，晶片得做得出來。

晶片製造業的古騰堡時刻

早期晶片產業的瓶頸是良率太低。製造過程極不穩定，一片晶圓上能用的晶片可能不到一半，成本壓不下來。當時的公司採取垂直整合（IDM）：設計、製造全包。Intel 從畫電路圖到蓋工廠一條龍作業，好處是掌控力強，壞處是門檻極高——你得同時是頂尖的設計公司和製造公司。

1980 年代，加州理工的米德（Carver Mead）預言：「晶片製造業會出現古騰堡時刻。」古騰堡的印刷術讓書籍不再被抄寫員壟斷。米德認為，如果有人能把製造做到穩定、可靠、規模化，設計公司就不必自己蓋工廠，晶片設計的門檻會大幅降低。

這個預言後來在台灣成真了。

台積電、張忠謀、與工程師

其他推動晶片產業的人，登場時幾乎都帶著某個科學突破。張忠謀不一樣。他在德州儀器工作二十五年，最大的貢獻是把製程穩定下來，解決良率問題——那個卡住整個產業的瓶頸。

1987 年，他受邀來台灣創立台積電，提出一個當時看起來像自殺的商業模式：只做代工，不設計晶片。更關鍵的是他的承諾：「永遠不與客戶競爭。」設計公司終於願意把核心技術交給別人生產，不用擔心被抄襲。蘋果、輝達、高通這些無晶圓廠公司得以誕生，專心設計，製造外包。古騰堡時刻真的發生了。

台灣是唯一一個會把名校碩士生塞進產線的國家。這種高薪、高壓、高責任感綁在一起的文化，讓台積電在良率上擁有了難以複製的護城河。2008 年金融危機，張忠謀重新掌權，在對手裁員時加倍投資。他說：「真正的風險是接受現狀。」「產能太多比產能不足更好。」他賭的是未來。而當這場豪賭贏下來時，背後是無數名校畢業生在無塵室裡，日復一日守住製程的穩定。矽谷的英雄有名有姓，台積電的勝利則靠這群集體守住護城河的人。

全球化的終結

晶片戰爭不只是製造的競爭，更是關鍵設備與軟體的競爭。

荷蘭 ASML 生產的 EUV 極紫外光刻機，一台要價數億美元。沒有它，先進製程停擺。另一個鎖喉點是 EDA 軟體，這領域由三家美國公司壟斷：Cadence, Synopsys, Mentor。

晶片產業的全球分工是一張不對稱的網。誰握有關鍵節點，誰就握有開關。而當開關握在手上，大國很難不去按它。

晶片產業的歷史裡，每個階段都有政府的影子。戰後日本大舉投資半導體，技術成長到威脅美國。中國則傾國家之力用補貼追趕。每個國家都想贏，當競爭傾舉國之力投入，問題就不是如何合作，而是如何不要輸。

這也揭露了成本轉移的現實。美國早期把晶圓廠設在亞洲，是因為本土工人要求更好待遇，不願加班。即便現在，台積電去美國、日本設廠，也因為當地文化難以適應這種工作節奏，獲利困難。過去追求效率的全球分工，正在變成大國博弈的武器。

我們幹嘛不這樣做？

2018 年，中國的福建晉華試圖打破美韓的記憶體壟斷。美國握有製造設備，只要一停止出口，中國就難以生產記憶體，於是商務部長羅斯問了一句話：「我們幹嘛不這樣做？」

然後美國商務部將福建晉華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。福建晉華幾乎停擺。當互賴變得不對稱，它就不再是合作，而是籌碼。只要手上有牌，出牌就只是時間問題。

台灣的戰略價值，正是建立在這種不對稱之上。全球 37% 的運算力產自台灣，這被稱為「矽盾」——台灣讓自己不可或缺，任何動它的國家都得承擔全球供應鏈癱瘓的代價。但矽盾也是詛咒。

台積電被放進了一場自己沒有選擇的賭局，摩爾定律逼著所有人跑快，地緣政治讓技術領先變成鎖喉的武器。這場戰爭沒有終點，只有不斷被淘汰、又不斷補上的競爭者。

唯一能確定的，是跑得慢的人，會最先被犧牲。